□ 李飛

　　發(fā)送“債權轉讓通知”的目的在于讓債務人知悉債權轉讓的事實，不再向原債權人實施清償或抵銷等行為，以保障交易安全。法學界有觀點認為，“債權轉讓通知”類似于物權法上的物權轉讓登記公示?！皞鶛噢D讓通知”應以實際到達債務人支配范圍為生效條件。債務人收到有效的“債權轉讓通知”前已向原債權人履行清償或抵銷的，該履行行為有效，受讓人可向原債權人主張違反債權轉讓合同的違約責任。

　　筆者從一起典型案件出發(fā)，來與讀者探討“債權轉讓通知”的主體、方式、生效時間以及通知的效力等問題。

　　基本案情

　　2015年10月21日，沈某與A公司簽訂了一份《債權轉讓協(xié)議》。該協(xié)議約定，A公司將其對B公司的債權2500萬元轉讓給沈某。

　　沈某主張A公司已按如下方式，將債權轉讓的事實通知給了B公司：1.A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劉某，于協(xié)議簽訂當場便致電了B公司坪地分公司經(jīng)理夏某華，告知債權轉讓事實;2.劉某于2015年10月22日將“債權轉讓通知”通過快遞方式，寄送到B公司原住所地。后，該郵件被退件;3.劉某于2015年10月底到B公司坪地分公司經(jīng)營場所,告知了夏某華債權轉讓之事實;4.A公司委托李某于2015年11月12日辦理了“債權轉讓通知”郵寄行為的證據(jù)保全公證。后，該郵件被退件;5.A公司在2015年12月3日的《人民公安報》上刊登了債權轉讓公告。

　　B公司主張“債權轉讓通知”未到達本公司，理由如下：1.在原審訴訟中，A公司陳述其未向B公司發(fā)出“債權轉讓通知”;2.夏某華并非B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也未確切知曉沈某主張的債權轉讓事實;3.B公司早已搬遷，不在原址辦公;4.夏某陽是B公司的監(jiān)事，并不在B公司辦公，也非B公司法定代表人，向夏某陽郵遞文件并不能到達B公司。

　　2015年11月2日，B公司與A公司簽訂了《2015年11月2日對賬單》，確認上期欠款6308546.94元，本期還款6308546.94元。B公司經(jīng)辦人在對賬單上簽注：已全部結清，所有水泥發(fā)票需在2015年12月31日前全部開給我司。其中備注一欄記錄了還款金額及方式。

　　沈某向一審法院起訴請求：1.B公司向沈某支付債權轉讓款2500萬元;2.B公司向沈某支付延期履行債務的利息(從2015年11月13日起，按中國人民銀行同期貸款利率計算);3.B公司承擔本案的相關費用。

　　裁判結果

　　廣東省深圳市龍崗區(qū)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20日作出(2018)粵0307民初6772號民事判決：駁回沈某的全部訴訟請求。

　　宣判后，沈某提起上訴。

　　廣東省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25日作出(2019)粵03民終19235號民事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生效判決認為，沈某在上訴狀中所稱的EMS郵寄、公證郵寄以及報紙公告等三種通知方式，均未到達B公司。從實際效果上看，B公司并未收到“債權轉讓通知”，理由如下：首先，對于2015年10月22日的郵件，B公司已舉出充分證據(jù)證明其已不在該郵遞地址辦公，故不能認定B公司收到了該通知;其次，對于2015年11月12日的郵件，其收件地址與2015年10月22日的郵件地址相同，故正常情況下亦無法送達B公司。對于該次郵寄行為，A公司所作的公證只能證實其發(fā)出了“債權轉讓通知”，不能證明B公司收到了該通知;再次，對于A公司2015年12月3日在《人民公安報》所登債權轉讓公告，在無證據(jù)證明B公司看到了該公告的情況下，顯然也不能作為B公司收到“債權轉讓通知”的證據(jù);最后，對于沈某所述A公司法定代表人劉某曾告知B公司坪地分公司經(jīng)理夏某華債權轉讓事宜。一方面，劉某對此作出了相互矛盾的兩份陳述，另一方面，夏某華僅為B公司下屬分公司的經(jīng)理，無權代表公司總部，顯然并非接收“債權轉讓通知”的適當對象?！皞鶛噢D讓通知”應以債務人實際收到作為生效依據(jù)，而非以原債權人或受讓人是否盡到通知義務為依據(jù)。故沈某以其已盡到“債權轉讓通知”義務為由，主張本案債權轉讓于2015年10月21日對B公司發(fā)生法律效力，缺乏法律依據(jù)。

　　關于B公司在收到有效的“債權轉讓通知”之前，是否真實履行了涉案債務的問題。B公司對其主張的2015年10月對賬單、2015年11月2日對賬單中記載的還款行為，均提交了相應證據(jù)證實，A公司亦未提出異議。目前并沒有確切證據(jù)證明B公司與A公司存在惡意串通，A公司的確認可已產(chǎn)生債權債務結清的效果。因此，在涉案“債權轉讓通知”實際到達B公司之前，B公司已實際履行了債務，沈某無權要求B公司重復履行。A公司在轉讓債權后，又接受B公司的履行，應當承擔違反其與沈某之間的債權轉讓協(xié)議的責任，沈某可另循途徑解決其與A公司之間的糾紛。

　　評析意見

　　發(fā)送“債權轉讓通知”的目的，在于讓債務人知悉債權轉讓的事實，不再向原債權人實施清償或抵銷等行為，以保障交易安全。本案例涉及“債權轉讓通知”的主體、方式、生效時間以及通知的效力等問題。

　　由于本案例在民法典實施之前，法官判案適用的是當時的法律即合同法的規(guī)定。合同法第80條規(guī)定，債權人轉讓權利的，應當通知債務人。民法典合同編第546條則規(guī)定，債權人轉讓債權，未通知債務人的，該轉讓對債務人不發(fā)生效力。對比兩部法律的規(guī)定，合同法是從義務的角度進行規(guī)范，而民法典是從法律后果的角度作出規(guī)定，兩相比較，應該說民法典的規(guī)定更明確、科學。雖然兩個條文表述不同，但實質是一樣的，即債權轉讓應通知債務人，沒有通知的，對債務人不發(fā)生效力。至于由原債權人通知還是受讓人通知，沒有禁止性規(guī)定，應該都是可以的。當然，受讓人通知的，應當提交足以使債務人相信的證據(jù)。

　　債權轉讓通知是否已對債務人生效，是本案的主要爭議焦點。這個問題關鍵在于我國對轉讓通知的生效采取了何種主義，對此，法律并無明文規(guī)定。因為我國民法在要約、承諾等制度上均采取到達主義，對于債權轉讓通知也應解釋為采納了到達主義。

　　到達主義不以相對人了解為條件，而以宣示形式到達相對人的支配范圍為要件。而“到達支配范圍”，以通常情況下相對人可以得知其內(nèi)容，或依交易上的習慣可以期待其得知者為判斷因素。相對人的支配范圍，包括住所、私人信箱、明示的代收授權人、家人、受雇人、同居人等表見授權人。

　　張貼公告、在報紙上刊登公告，是否也是“債權轉讓通知”的一種方式呢?答案應當是否定的。用公告的形式送達法律文書以告知相關內(nèi)容，是法律賦予人民法院及有關行政機關的權力，企業(yè)不享有該項權力。因此，在報紙上以公告的形式向債務人發(fā)出“債權轉讓通知”的行為，應視為沒有通知，對債務人不能發(fā)生債權轉讓的效力。

　　本案中的受讓人沈某主張，已通過多種方式通知債務人B公司，但從“到達主義”的角度分析，沈某舉證的所有“債權轉讓通知”均未到達B公司的“支配范圍”。因此，生效判決認為本案債權轉讓未有效地通知債務人B公司，無疑是正確的。

　　債權轉讓沒有通知債務人，則債權轉讓協(xié)議對債務人是不產(chǎn)生法律效力的。即該債權轉讓協(xié)議只能在債權人和受讓人之間產(chǎn)生拘束力，而不能對債務人產(chǎn)生效力。債務人無須向受讓人履行債務，同時，債務人向原債權人履行的行為，亦屬于有效履行。

　　另一方面，通知并不是債權轉讓的構成要件。就債權人與受讓人之間的債權轉讓合同而言，是否通知債務人，不影響債權轉讓的效力。即一旦當事人之間達成債權轉讓協(xié)議，該協(xié)議即在當事人之間發(fā)生效力，任何一方違反協(xié)議，應當負相應的違約責任。本案中，原債權人A公司在轉讓債權后，又接受債務人的履行行為，無疑是債權轉讓協(xié)議的違約方。受讓人沈某可以要求A公司承擔違約責任。

　　一般來說，債權轉讓應由原債權人通知債務人。為避免原債權人怠于履行通知義務情形的發(fā)生，雙方當事人應當在債權轉讓合同中對于通知義務的履行、原債權人怠于履行通知義務的后果，及債權轉讓合同簽訂后原債權人仍接受債務人履行應承擔的違約責任，進行明確約定。

　　同時，為防止原債權人與債務人串通，合同中最好約定“債權受讓人給付義務的履行行為，以原債權人有效通知債務人為先決條件”。

　　(作者系廣東省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