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chuàng)造國家”和“進入國家”：全過程民主的馬克思主義民主觀意涵

“不是國家制度創(chuàng)造人民，而是人民創(chuàng)造國家制度”，這是馬克思在19世紀40年代批判黑格爾法哲學時闡述的重要思想。那么，人民是如何創(chuàng)造國家制度的？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就共產黨領導社會革命建立人類嶄新社會制度的歷史過程，從邏輯上構想并描述了一系列重要步驟：“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tǒng)治階級，爭得民主?！本o接著，“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tǒng)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tǒng)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里，并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這里已經能夠看到馬克思恩格斯關于民主的基本觀點：民主是一定階級的政治統(tǒng)治；民主的根本意義是經由統(tǒng)治階級的有效運用而促進生產力總量的快速增加。馬克思恩格斯這樣的民主觀是歷史唯物論原理所蘊含著的邏輯結論。鄧小平從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的經驗教訓中深刻感悟到：“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中心任務是發(fā)展生產力，這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边@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深刻理解，從而也是對馬克思恩格斯上述民主觀點在中國實踐中的自覺性應用。

習近平總書記在上海考察期間提出的“我們走的是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fā)展道路，人民民主是一種全過程的民主”這一重要論斷，雖然這是針對具體經驗事件所言，但在思想上卻承接了馬克思恩格斯關于民主的基本觀點，并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fā)展道路的話語體系中進一步升華和發(fā)展。如果說馬克思恩格斯等經典作家關于民主的論說作出了人民民主的“上篇”，這一歷史篇章回答了人民“創(chuàng)造國家”的問題，那么，全過程民主論斷提出了人民民主的“下篇”，這一歷史篇章回答了并將繼續(xù)回答人民“進入國家”的新課題。這里對“進入國家”這個概念加引號，意在特別強調它與馬克思的“創(chuàng)造國家”話語的對應性，而“上篇”和“下篇”的比喻則已經將全過程民主納入馬克思主義民主觀視域。那么，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人民進入國家是何意？人民為什么要進入國家？人民如何進入國家？這些社會主義民主理論，從而也是全過程民主理論的問題，無疑都是必須要給予回答的根本問題。這里試從“民主事物”與“民主事務”的不同語境來作初步思考。

全過程民主：民主事物和民主事務語境下的思考

“事物”一詞雖然平淡無奇，但卻是人們用來概括萬事萬物的一個概念。作為客觀存在，事物是人們對人類社會中存在的各種事實的總稱。無疑，事物是人類活動的產物，具有實在性。民主事物就是這樣的具有實在性的政治事物。關于民主事物，馬克思主義者一直明確區(qū)分資本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民主之間的根本差異。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它們之間的差異來自不同的歷史過程，是由不同歷史性變革所導致，體現(xiàn)為由不同階級所領導，最終由不同階級成為國家統(tǒng)治者。但它們的差異不僅僅如此。資本主義制度并非是歷史終結者，資本主義社會形態(tài)的內在沖突以致對立是絕對的和貫穿于該社會形態(tài)始終的，而這種沖突和對立的經常形態(tài)主要是存在于資產階級內部不同資本集團之間，而不是在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之間，就是說，一般的社會大眾在經常性形態(tài)中被分化于不同的資本集團中。

資本主義克服內在沖突的辦法之一是運用民主事物。多黨競爭的政治構成了資本主義民主事物的核心內容。與此不同的是，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立標志著在人類歷史形態(tài)中，在一個民族國家范圍內的人類共同性的政治的確立，這種建立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性基礎上的共同性的政治，可稱其為共同體政治，而人民民主事物則成為共同體政治的核心內容。今天的中國，人民由諸多的階層所構成，作為民主事物，人民民主在根本性質上真正回到或占有了民主的本意，即民主真正成為人民的統(tǒng)治。

于是，人民進入國家的概念就顯現(xiàn)出來，它是對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制度條件下人民與國家關系的總概括，這一概念表示：其一，人民和國家不是二元對立的，它們是政治形態(tài)中各有其位置的總體關系；其二，人民通過各種確定途徑進入國家，從而標志著民主事物以其確定的實在而存在。例如，人民通過選舉人大代表，組成人民代表大會，從而進入國家；構成人民的不同階層與團體也可通過各級政協(xié)組織的機制而參與政治與政策事項的討論；基層社會人民群眾可通過自治組織與各類各級國家機構的聯(lián)系機制而參與政治與政策事項的討論，等等。所有這些途徑均具有制度化保障，具有人民進入國家的確定性，顯現(xiàn)出人民民主事物的實在性。與此同時，人民進入國家并非是某種政治的物理空間設定，而是基于政治或國家事項的周期性、特定性及與人民根本利益的相關性而設定，具有政治時間意涵，是中國政治生活的重要特色。從民主事物的視域來看，全過程民主將這種實在性規(guī)范為全過程，即在政治的或國家的事項的抉擇與展開中，始終有人民的相關群體或代表在場，他們在事項的全過程的不同環(huán)節(jié)或階段都能夠表達出人民的利益要求與意愿，并且這些要求和意愿能夠被有機吸納到最終的決定中。在中國的人民民主實踐中我們能夠看到，在執(zhí)政黨的治國理政綱領性文獻的形成過程中，在人民代表大會的立法過程中，在各級政府的公共政策形成過程中，以及在基層社會治理的公共事項決定過程中，都在日益凸顯全過程民主的特點。

當然，民主事物是活生生的，它通過制度化的和不斷衍生出的民主事務的運作及其效能而生存和生長。所謂民主事務，即作為民主事物的諸事項在如何達到其目的、如何實施其力量、如何實現(xiàn)其效能、如何設定與遵循其程序、選定何種方式、運用何種方法與工具等等的追問中，一些必要的設計、計劃與安排，開展一些必不可少的活動，處理好需要處理的事情，作出必要的評價，等等。因此，民主事務就是對民主的實踐活動的管理，它無疑是一種重要的公共管理活動。全過程民主在實踐中伴隨著民主事務的發(fā)生，也自然而然地形成關于民主事務管理的高質量要求。

全過程民主的知識生產與再生產問題

知識的概念在此是作為認識論而非管理的概念來使用的。知識生產在本質上是人類發(fā)展自己的認識能力及其認識成果，并將這種成果運用到人類生活實踐中的過程。但是，從古至今，特別是近代以來，在人類的認識問題上長期存在哲學的緊張，甚至尖銳的思想沖突和對立。我們在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指導下來討論知識生產問題，也就確立了這一討論的認識論基礎。其中，以下一些認識論原則將成為我們研究全過程民主的知識生產與再生產問題的根本遵循，主要是兩大原則：

其一，社會生活的實踐是人們獲得正確認識的出發(fā)點和落腳點。“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凡是把理論引致神秘主義的神秘東西，都能在人的實踐中以及對這個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決。”但與此同時，知識必須接受實踐的檢驗。“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維的現(xiàn)實性和力量，自己思維的此岸性。”

其二，社會生活的實踐，其要義在于其生產性。從內容上說，主要呈現(xiàn)于物質生產、精神生產及社會生產等方面。富于生產性的社會生活實踐既為知識生產和再生產提供了根本條件，也成為知識生產的一種歷史限定，即它是約束知識生產的根本要素。由此產生的認識論原則：一是確認人的認識活動的內在矛盾是在實踐的發(fā)展中，“在無窮無盡的前進運動中解決的”；二是“我們只能在我們時代的條件下去認識，而且這些條件達到什么程度，我們就認識到什么程度”。

依照上述認識論原理來探索全過程民主的知識生產和再生產問題，我們能夠初步提出如下兩個學科領域的知識生產和再生產的議程：一是政治學關于全過程民主的知識生產議程；二是公共管理學關于全過程民主的知識生產議程。

在全過程民主命題的啟發(fā)下，我們需要研究中國現(xiàn)實政治生活過程的本體性問題?，F(xiàn)實政治生活過程是如何發(fā)生的？其基本性質是什么？如何開發(fā)人民進入國家的政治資源？人民如何在這個過程中成長？國家、社會如何經由這樣的過程而獲得更優(yōu)良的治理？中國政治生活的基本價值如何產生于、貫通于這個過程之中？這個過程對于物質生產、精神生產和社會生產的意義如何生成并持續(xù)存在？回答這些問題無疑是政治學知識生產和再生產的任務。顯然，它們并無現(xiàn)成的答案，同時，獲取這些答案也非易事，因為它們既不能從過去經驗中推導，也不能從已有的原理中演繹，更不等同于現(xiàn)實生活實踐本身。這些知識，乃至當代中國政治的諸多知識，都需要生產，其中居于首要地位的是作為這些知識生產基礎與前提條件的“生產資料”的生產，即話語生產。

如果說上面的描述是基于人民民主事物的過程性而提出政治學知識生產的一個議程，那么，以下描述則是針對民主事務，即人們對民主實踐的管理而提出相關的公共管理學知識生產的議程。這里將該議程表述為：人民民主事務的全過程管理。這個議程同樣包含諸多更為具體的公共管理知識生產的議題，諸如人民參與立法、公共政策制定、社會治理各種過程的組織、人民意見征集、專業(yè)人員和人民群眾的溝通與互動、現(xiàn)代科技手段的運用、行動評價，以及公共議事平臺建設、相關公共資源配置及其效率、民主事務手冊等知識資源供給、相關技能培訓，等等。這些知識具有直接實踐性、技能性和應用性，同樣是不可或缺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在全過程民主的知識體系供給方面，應該正視實踐發(fā)展的需求，著眼于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國家的大勢，立足于當代中國社會生活實踐，開辟知識生產道路。

（作者為上海師范大學哲學與法政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