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郝鐵川 （河南大學法學院教授）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揭示了國家產生的一般規(guī)律，而對法律產生的具體途徑問題則沒有提及。中國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的僅存者，歷史不曾斷線，又有大量的民族學資料可以參證，使得我們研究法律起源問題得天獨厚。

中國古代包括法律在內的各種制度都產生于“禮”，學界對此已達共識?！抖Y記·中庸》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禮記·禮器》載“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在如此繁文縟節(jié)中，法律與哪一個“禮”的關系最為密切呢？我認為當屬“大蒐禮”。

檢閱《左傳》發(fā)現(xiàn)，春秋時期晉國許多法律的制定、頒布和執(zhí)行都是在“大蒐禮”這個平臺發(fā)生的：

《左傳》僖公二十七年載：（晉國）“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zhí)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后用之?！币馑际?，晉文公舉行盛大閱兵（“大蒐禮”），建立執(zhí)秩的官職來規(guī)定主管官員的職責，制定了“被廬之法”。

《左傳》文公六年載：“晉蒐于夷……宣子于是乎始為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獄刑，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污，本秩禮，續(xù)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太傅陽子與太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意思是，趙宣子從這時開始掌握國家的政權，制定章程，修訂法令，清理訴訟，督察逃亡，使用契約，清除政治上的污垢，恢復被破壞的次序，重建已經廢棄的官職，提拔被壓抑的賢能。政令法規(guī)完成以后，交給太傅陽子和太師賈佗，使之在晉國推行，作為經常施行的法則。

《左傳》昭公二十九年載：“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yè)。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zhí)秩之官，為被廬之法，以為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yè)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為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為國法，是法奸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意思是，晉國的趙鞅、荀寅帶兵在汝水岸邊筑城，于是向晉國的百姓征收了四百八十斤鐵，用來鑄造刑鼎，在鼎上鑄范宣子所制定的刑書?？鬃诱f：“晉國恐怕要滅亡了吧！失掉了法度。晉國應該遵守唐叔傳下來的法度，作為百姓的準則，卿大夫按照他們的位次來維護它，百姓才能尊敬貴人，貴人因此能保守他們的家業(yè)。貴賤的差別沒有錯亂，這就是所謂的法度。文公因此設立執(zhí)秩官職位次的官員，在被廬制定法律，以作為盟主。現(xiàn)在廢棄這個法令，而鑄造刑鼎，百姓都能看到鼎上的條文，還用什么來尊敬貴人？貴人還有什么家業(yè)可保守？貴賤沒有次序，還怎么治理國家？而且范宣子的刑書，是在夷地檢閱時制定的，是違反晉國舊禮的亂法，怎么能把它當成法律呢？”蔡史墨說：“范氏、中行氏恐怕要滅亡了吧。中行寅是下卿，違反上面的命令，擅自鑄造刑鼎，以此作為國家的法律，這是違反法令的罪人，又加上范氏改變被廬制定的法律，這就要滅亡了?？峙逻€要牽涉到趙氏，因為趙孟參與了。但趙孟出于不得已，如果修養(yǎng)德行，是可以避免禍患的。”

我們把上述史料串聯(lián)起來看，會發(fā)現(xiàn)“被廬之法”“夷之法”“范宣子刑書”“鑄刑鼎”等一系列立法活動都和“大蒐禮”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不僅如此，有些定罪量刑活動也和“大蒐禮”有關。例如，《左傳》文公六年載：“夷之蒐，賈季戮臾駢。”賈季即狐射姑，在“夷之蒐”時擔任中軍元帥，掌握賞罰大權，大概臾駢有違反軍令行為，其部下有被狐射姑處刑的。

那么，“大蒐禮”是什么制度？1957年，李亞農先生所著《“大蒐”解》指出它是一種軍事檢閱、軍事演習和軍事部署。后來，楊寬先生撰寫《“大蒐禮”新探》一文指出，“大蒐禮”表面上是借田獵來進行的軍事檢閱和軍事演習，但實際上是原始社會末期的軍事民主制度下的公民大會演變而來的“國人”大會制度。由議事會、民眾大會、軍事首領（后來的國王）三部分組成。軍事首領平時管理祭祀，裁決爭端，重大決策也必須征得議事會和民眾大會的同意，但在戰(zhàn)時有較大的決斷權，戰(zhàn)后也可得到大份額的戰(zhàn)利品。議事會由氏族長老貴族組成，有廣泛的權力，對重大事件有先議權。民眾大會由氏族成年男子組成，對作戰(zhàn)、媾和、遷徙、選舉領袖等內務外交大事，通過舉手或者呼喊的簡單方式表決。

“大蒐禮”就是由軍事民主制時期的民眾大會演變而來的“國人”大會。“國人”統(tǒng)治者的族人或者同盟部族的人，是當時軍隊的主力。根據(jù)《左傳》記載，晉國在春秋時期共舉行“大蒐禮”4次，即僖公二十七年“蒐于被廬”、僖公三十一年“蒐于清原”、文公六年“蒐于夷”和襄公十三年“蒐于綿上”。楊寬先生從晉國這4次“大蒐禮”，歸納出五點職能：一是建制和變更軍制；二是選定和任命將帥；三是制定和頒布法律；四是對違法者處刑；五是救濟貧窮、選拔人才和處理重大問題。

行文至此，中國古代的法律起源于以“大蒐禮”為平臺的、由軍事民主制時期民眾大會演變而來的“國人”大會?？梢宰鳛閰⒆C的是，張冠梓先生編著的《中國少數(shù)民族傳統(tǒng)法律文獻匯編》（第二冊）“鄉(xiāng)規(guī)民約”部分，收錄了許多由原始社會向階級社會轉變時期的少數(shù)民族法律資料，它們的產生方式與“大蒐禮”比較相似。限于篇幅，不再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