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守東

清朝道光二十年（1840年）陰歷六月二十八日，重慶府審理蔡世德財產(chǎn)糾紛案。據(jù)蔡世德等人的供詞，道光十五年（1835年）九月初二，他將部分地產(chǎn)賣與堂弟蔡世薰，約定價銀三百九十兩，當場交付定銀二百兩。由于此款不足以償還自己欠下的債務，世德又要把田業(yè)全部賣給世薰，世薰不允，于是世德赴璧山縣告狀，經(jīng)過幾次審訊，最終由于世薰無力承買，知縣斷令世德還給世薰定銀二百兩，實際上世德只繳銀五十兩給世薰。

道光十六年（1836年）九月，世德又將一半田產(chǎn)賣給親弟世臣，世臣付清了實價銀七百五十兩，但契約上寫的卻是一千一百兩，其中三百五十兩是浮價（名義上的價格）銀，目的是盼日后世薰能以此一千一百兩的價格從世臣手中買去這一部分地產(chǎn)。世薰不僅堅持不買，還屢次向世德催繳定銀，世德沒錢，就耍賴向胞弟世臣討要名義上的三百五十兩“浮價銀”，世臣因此向璧山縣控告，知縣判令不給。

在此期間，世德的佃戶朱訪朋向世德長子啟坤追討蔡家所欠“押佃銀”五十兩，啟坤因叔叔世臣不肯出“浮價銀”而氣憤難平，就在世臣宅后自縊身死，家人報璧山縣查驗尸身。所謂“押佃銀”，是防止佃農(nóng)欠租的制度，佃農(nóng)如欠租，地主就在押金中扣除。押金無利息，退佃時歸還佃農(nóng)。

為了籌措打官司費用，世德還在吳合興名下借銀六十兩，據(jù)吳合興口供，“小的怕他日后措還不齊，浮（虛）寫一百二十兩借字”，之后世德只還了三十兩。又因家里日用匱乏，世德、啟開父子領人在世薰佃戶賴四倉庫內(nèi)挑出世薰寄存的十四石糧食。

世薰三番五次在璧山縣告狀催世德繳納欠款，世臣又不肯向世德支付浮價銀兩，且由重慶府上訴到四川省負責司法的提刑按察使，世德也不甘示弱，攔四川總督的轎子越級告狀，總督批示由重慶府提當事人及證人，結(jié)果認定世德不應無理取鬧，牽累無辜，于是將世德、啟開父子“掌責鎖押”，即打手心并監(jiān)禁。

經(jīng)重慶府審斷，世德承諾：“小的情甘把業(yè)大半股掃賣（全賣）與世臣、世薰分買；所欠世薰前欠銀一百五十兩，按月一分行息（支付利息）；搶挑谷十四石照市合價，均準田價內(nèi)扣除，所欠朱訪朋押佃銀五十兩，俟收世臣前欠銀繳給；下欠吳合興銀三十兩，秋收酌量措還。小的們情甘先行具結(jié)備案，回（璧山）縣交明界址，照算收領田價，不得翻異（翻供）只求詳覆（上司核準）就是?！?/p>

同時，重慶府還就本案認定：璧山縣差役呂勝、陳奇、李芳并未在辦案過程中勒索當事人錢財；吳合興因在借據(jù)中把六十兩借款寫作一百二十兩而被“掌責”；世臣承買蔡世德田業(yè)的中人袁文炳也被認定并未像世德指控的那樣唆使世臣告狀；賴四供稱蔡啟開率領多人，兩次共挑去谷物十四石；世臣以實價銀七百五十兩購買其兄世德田產(chǎn)，有蔡世極、張家龍、唐宗顯為證。

從1835年到1840年，蔡世德先后賣地給堂弟與親弟，又為土地買賣而打官司，從璧山縣直打到四川總督，最后由重慶府結(jié)案。五年的時間里，還發(fā)生了兒子啟坤因被佃戶逼還“押佃銀”而到世臣后宅自殺的慘劇，最終以賣掉自己所有地產(chǎn)告終。從當事人和證人的供詞來看，世德似乎一開始就是因欠人巨額債務而被迫賣地，賣地過程中還有圖賴堂弟乃至親弟的情況發(fā)生。這個在自家人中間發(fā)生的買賣與相關糾紛耗時五年，直到四川總督命重慶府審理才結(jié)案，其間世德還不得不為告狀而借貸。此案多少讓我們瞥見清朝后期，小民日常生活風平浪靜中驟興的波瀾。

重慶府在道光年間多次給本府及下屬各縣官員發(fā)布“札”文，告誡官員審理民間產(chǎn)業(yè)糾紛時注意公平裁判，不得偏袒。因為重慶府所屬地區(qū)常有強買強賣的事情，有時其實是窮人強賣，而“地方牧令，動存濟急憐貧民之忿，每勸富戶多出錢財，以為息事之計，詎（豈）知富民之惡氣未舒，貧民之刁風愈長，尋釁滋鬧，釀成命案”。本案蔡世德基本屬于強賣，其子啟坤在被佃戶朱訪朋逼還“押佃銀”的情況下卻泄憤于叔叔世臣。因為世臣不肯付本來就不屬于實際賣價的三百五十兩“浮價銀”，結(jié)果啟坤就吊死在叔叔的房子后面。

儒家將受理案件粗略分為“財產(chǎn)細故（瑣事）”與“命盜重案”兩大類。對于后者尤為重視，有嚴格的辦案程序：一經(jīng)得到報告，知縣需要在第一時間帶著仵作趕赴現(xiàn)場?！叭嗣P天”的信念與“身體發(fā)膚受之父母”的生物倫理為沒有人格概念的傳統(tǒng)中國提供了不亞于人權觀念的價值標準。哪怕是平民百姓被人殺死，也必牽動政府。通常情況下，從知縣到皇帝的整個體系會把死因查個水落石出，并最終由皇帝批準兇手的死刑，讓死者的生命因為兇手抵命而得到尊重。即使是自殺，就像本案啟坤的情形，官府也必須“驗明”。

同時，本案蔡世德的地產(chǎn)買賣，作為“財產(chǎn)細故”，政府其實也并未含糊，弄清了各當事人和證人在本案的角色及屬于他們的財產(chǎn)份額、錢財數(shù)額，其審斷結(jié)果也得到當事人的認可。正如前引重慶府的“札”文所言：“民間買賣田產(chǎn)，原宜公平交易，亦宜兩廂情愿?！敝貞c府在裁判中試圖不偏不倚，不因貧富而有所不同。即使是富戶，重慶府也不同意官員讓其破財消災，為息事寧人而讓其多出錢財，因“富人為天地間之（元）氣，鄰里多有其人，緩急亦可相濟，切勿聽其視富為仇，任意剝削，同歸于盡，益窘生計也”。政府不打算通過司法劫富濟貧，一則不符合“公平交易”的原則，二來有“同歸于盡”的危險，僅當富人未被不公平的交易盤剝、不公正的司法剝奪，才能因其保有財富而在鄰里窮急之時伸出援助之手。為富不仁固有其人，富而有禮亦不乏其人。是否行善，要讓富人有自主決定的空間，不必通過司法替富人施舍。

（文章節(jié)選自張守東《傳統(tǒng)中國法敘事》，東方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