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建紅

城市里的人過傳統(tǒng)節(jié)日，越來越像是虛應故事。比如端午節(jié)，雖然照例要調整出三天的假期，不過大家的感覺，也就僅僅是過了個小長假而已。不像小時候，小孩兒的手腕腳腕上要系五彩絲線；早上吃粽子的時候要在眉心點一滴雄黃酒；大人還會叮囑小孩兒，端午節(jié)一整天不許到河邊水里玩，不然的話會有“五毒”入侵。正是這些“禁忌”，使得端午節(jié)平添了幾分神秘性，也使節(jié)日更像個“節(jié)”。如今可以說是百無禁忌了，卻也有些無趣起來，除了吃別人包的不太有粽葉味道的粽子外，端午節(jié)和平常日子也沒啥兩樣。

端午節(jié)照例是要說一下屈原的。屈原成為愛國主義詩人，想必也是晚近的事，因為愛國主義這個詞產生的年代并不久遠。人們只是籠統(tǒng)地知道屈原不被楚王所用，感嘆“舉世皆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在端午節(jié)那天投汨羅江而死，至于此事的具體原因，則不太了解。其實，屈原被楚懷王冷落，也和制定法律有關。據太史公在《屈原賈生列傳》中記載，屈原因其“博聞強志，明于治亂，嫻于辭令”而深得楚懷王的重用，與之同列的上官大夫則與其“爭寵”?！皯淹跏骨鞛閼椓睿綄俨莞逦炊?。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边@符合歷史上這類故事的一般套路：兩個大臣在君王面前爭寵，奸臣進讒言；這個時候的君王，則無論是昏君還是明君，大多會聽信奸臣的話而貶黜忠臣；忠臣無言以對，只得黯然退場。在這樣的故事中，君王之所以能夠聽信讒言，是因為奸佞所言大多是事實，只不過在事實上加個誅心之論，故而使忠臣百口莫辯。比如在這個故事中，“王使屈平為令”是眾所周知的事，只是上官加了句“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則戳中了楚懷王的軟肋。與君王搶功是不能容忍之事，“王怒而疏屈平”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屈原因不受重用投江而死一事，后人也是眾說紛紜。其實，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那樣一個各諸侯國求賢若渴的大背景下，“朝秦暮楚”是人才流動的常態(tài)。士為“知己者”死或許死得其所，而屈原為一個心胸狹窄、容不得才高之人的“非知己”的楚王而死，卻頗有些不值。假如屈原能像商鞅一樣，投奔一個賞識他的人，盡情地施展才華，歷史或許就是另外一種樣貌了?？上?，在歷史中是沒有“假如”二字的。

根據《史記》的記載，屈原制定“憲令”，應該是已經完成了“草稿”的。那么，在屈原的這部“憲令”中，規(guī)定了哪些內容？它與同時期趙國的《國律》、魏國的《大府之憲》及李悝的《法經》相比，有什么特色？是不是反映了荊楚地域的民情風俗？等等。如果當時沒有上官從中作梗，楚懷王順利地接受了屈原的“憲令”并將其付諸實施的話，我們的法史園地中，又多一份法律遺產也未可知！如今我們除了在端午節(jié)憑吊屈原外，只能對著《屈原賈生列傳》中的“憲令”二字發(fā)呆了。從這個角度而言，屈原的“想不開”，或許不僅僅是因為官場的不得志，而是因為壯志未酬卻又無能為力的絕望吧。這也益發(fā)襯托出楚王的可責與上官的可鄙。

中國在歷史上一直是個重視制定成文法的國家，從《秦律》到《大清律例》的積累，形成了一個脈絡清晰、體系完備的成文法序列。律典的編纂則在皇權的統(tǒng)籌下，有賴于制定者們的集思廣益。假如意見稍有不同，就給對手扣上政治帽子，恐怕參與者都會噤若寒蟬，這樣制定出來的法律也將行之不遠。在屈原的“故事”中，上官令人不寒而栗之處，就在于他并不說屈原制定的“憲令”內容的好壞，而是說“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這樣一頂“功高蓋主”的帽子，觸動了龍須，必然會使楚王怒不可遏。在這種情況下，屈原沒被殺頭，看來已經是楚王格外開恩了。

行文至此，筆者想起了清末修律時發(fā)生在禮教派張之洞與法理派沈家本諸君之間“禮法之爭”中的一件事。張之洞本是清末極開明的改革名臣，卻也是綱常名教的忠誠衛(wèi)士。面對法理派“刑律草案”中“刑法內亂罪，不處惟一死刑”的有關條文，張之洞竟然因此而指責法理派在袒護革命黨，“欲興大獄”。幸而被人阻止，他才打消了這一念頭。試想想，法理派的改革步伐在當時是有些“前衛(wèi)”，但也絕不至于去袒護革命黨。法典編纂者如果依據“法理”立法而被扣上這樣的大帽子，確乎是立法者不能承受之重！

端午節(jié)吃粽子，據稱與人們紀念屈原有關。不過，這用粽子葉包米煮飯吃的習俗，最初是否只是汨羅江邊老百姓的一種生活習慣？吃粽子是如何成為華夏民族過節(jié)的風俗的？或許“憲令”中會有針對此類風習的原則，可惜它已經順汨羅江而去了。

（文章節(jié)選自馬建紅《穿越古今的法律智慧》，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